《伟大的长征》:英烈队列里,为什么会出现夏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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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伟大的长征》最后一集里,毛主席坐在树下,昔日牺牲的战友们一个个走来,微笑着向他告别。沉郁有力重的鼓声,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,股浓重的悲怆漫上来,裹得我久久缓不过神。 直到看见夏曦出现的时候,我那股悲恸的心境突然就顿住了。 怎么会是他,居然是夏曦! 作为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范的旧友,出现在《恰同学少年》中一点都不违和;但是他出现在何叔衡、瞿秋白、易荡平、黄开湘这些壮烈牺牲的红军之中,似乎又多了那么一点争议。 夏曦在党内的资历极深,但其行事与为人,在历史上一直颇有争议。早在湖南农运期间,他一度和郭亮齐名,跟柳直荀亦是故交。但是,马日事变发生时,他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居然擅自撤离。 此后夏曦赴莫斯科留学,依附王明阵营,成 为著名的 “二十八个半” 之一 。六届四中全会上,他追随王明路线当选中央委员,自此成为王明 “左” 倾教条主义的坚定执行者。 1931 年 3 月, 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,先后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、湘鄂西革委会主席团主席、红三军政治委员,是苏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。 他在苏区强行推行王明 “左” 走冒险主义路线,酿成了极其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灾难。 1931 年 9 月至 1934 年 4 月间,夏曦连续主导了四次大规模肃反运动,段德昌、王炳南、万涛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军政高级干部,以及大量团营级指挥员先后遇害; 仅第一次肃反,被错杀的人员就数以万计。 1933 年二三月间,夏曦两次提出解散党团组织、撤销政治机关,不顾贺龙、关向应的坚决反对强行推行,还专门制定《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清洗条例》,大搞唯成分论,大肆捕杀政工干部。 最极端的时候,整个红三军里登记在册的党员, 竟只剩下夏曦、贺龙、关向应、卢冬生四人。 大批政工干部蒙冤被害,让基层战士普遍觉得政治干部、党团员多半是 “改组派”,对党的信仰严重动摇,部队里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。 红军一直都以作战勇猛而著称,经过肃反之后,部队打起仗来变得顾虑重重、畏首畏尾。《贺龙传》写道:“ 每次接火就破坏到不成建制,甚至跑到宿营地才能将建制归还。” 《任弼时年谱》同样记载:干 部战士人人自危,恐怖情绪严重。 夏曦的错误给这支队伍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:红三军从两万余人锐减至会师前的三千多人,出现了枪多人少的荒诞局面;第四次反 “围剿” 失败后,部队被迫退出湘鄂西苏区,连续两年流动作战、没有根据地依托, 骨干指挥员被大量屠戮,指挥体系几近崩塌,部队战斗力一落千丈。 看过《伟大的长征》的观众都知道,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,在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领下,奉命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执行西征任务。 在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,红六军团连续征战 78 天,纵横湘、赣、黔三省五千多公里,在完成侦察敌情、为中央红军探路的任务同时,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—— 全军从出发时的 9000 余人,到会师前仅剩 3200 多人, 部队疲惫不堪,迫切需要休整恢复。 木黄会师之后,两支部队处于“互补”状态:一一支亟需整补,一支急缺兵员。任弼时于1934年10月25日电告周恩来、王稼祥,提出方案“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二军团,任、肖随二局团,夏、王、李随十七师。” 此时的中革军委还是李德、博古主导。次日,中革军委回电: “二、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一起行动,是绝对错误的”。 在遭到严厉批评之后,任弼时始终坚持:中央不了解二、六军团情况,如果按照中央的指示办,部队前途堪忧。10月26日,任 弼时起草了《关于红、二军团集中行动的请示》再次向中央称述两军合并利弊。 以李德的死板和教条,自然可能松口。次日,中革军委回电严厉批评:“二、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”。 面对中央的三令五申,任弼时深知“统与分”的争论问题,直接事关到两个军团的生死存亡。他本着向革命负责的态度,同李德、博古的错误指示,据理力争。 作为两军唯一的中央代表, 任弼时在党内资历深、威望高,有足够的底气扛住压力,向中央反映的意见也更有分量。 在这样的局面下,朱德复电明确:“二、六军团主力应集中在一起,协同动作,两军暂归贺龙、任弼时统一指挥。” 这场牵动两军命运的 “统分之争”,终于告一段落。 两支队伍合并一处后,爆发出的战斗力是惊人的。红二、六军团于11月16日,取得 十万坪大捷:歼敌两个旅大部,击溃一个旅又一个团,歼敌一千余人,俘参谋长以下二千多人 ,缴获长短枪二千二百多枝,轻机枪十挺和大量军事物资。 这一战让两军团声威大振,成为红三军(即红二军团)撤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,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转折点。 战斗的胜利,对于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。并肩作战的经历,让两支红军之间互相尊重,紧密团结,无分彼此的融洽气氛的形成,这就加速了两军团的融合,促使两军团在大规模歼敌战斗中形成相互配合、支援、协调的局面。为后续大规模协同作战打下了坚实基础。 军事局面打开之后,